特朗普胜出给经济带来三大变化

    黑天鹅频发折射全球经济政策困境。为何英国脱欧后英镑大跌而特朗普胜选美元却大涨?对中国影响如何?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川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颠覆了美国主流政界，企业领袖，媒体、华尔街精英们的预期。与6月底英国脱欧类似，特朗普胜选反映了金融危机以来，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割裂。而笔者想要探究的问题是，造成上述类似黑天鹅现象的根源在哪里，为什么英国脱欧后英镑大跌而特朗普胜选美元却大涨?对中国影响如何?

　　货币主义实验的终结

　　金融危机以来，各国实行的无节制的宽松货币政策是主要原因之一。中央银行太相信和依赖货币主义的政策，通过无限量的量化宽松，表面上帮助经济走出低谷，但实际上却是富人得益、穷人受损、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撕裂挑战传统的经济共识与政治框架。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当选或许意味着货币主义实验的终结。

　　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普遍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对抗困境。观察欧美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发现，截至当下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比量宽之前扩大了5倍;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曾在欧债危机严重时大幅扩张，2012年间扩张了2倍有余，而后受制于非财政同盟的体制因素，大幅缩减，但在去年面临通缩压力，欧央行再度祭出量宽与负利率大招，资产负债表规模接近危机以来最高点;日本央行虽然未在危机之后立刻采取行动，但自安倍经济学开始，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较危机前扩大了近4倍。然而，在表面经济复苏的背后，却是资产价格大涨而工资不涨，收入差距加大、社会割裂与政治风险不断上升，笔者此前将这种现象称为货币政策不能承受之重。

　　以美国为例，作为量化宽松的大力推动者，通过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经济逐步向好，迎来了复苏的势头，并于去年12月开启了历史性加息。然而，正如笔者2014年10月文章《美国经济步入格林斯潘式复苏》中观察到的，危机后的八年时间，美国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包括生产效率提升迟缓、制造业占GDP比重处于下降趋势、高消费低储蓄的结构性问题没有明显改善、医疗改革政策收效甚微但负担显著加大等，经济转好更多的是借助了宽松货币政策，金融与地产是复苏的主要支持。

　　再工业化进展缓慢使蓝领工人薪酬上涨有限，而资产价格的高涨进一步帮助富人财富集聚，普通民众与精英阶层的贫富差距明显加大。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感受到的是经济的衰退而非好转，结果便是更多的选票投向以“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MakeAmericaGreatAgain)为口号的政坛新人特朗普。这一看似简单的标语实则抓住了普通民众对于现状强烈不满，相比于传统政客希拉里维持现状的口号“一起更强大”(StrongerTogether)更能抓住人心。

　　因此，从根本上看，当下黑天鹅事件频发是货币主义危机的一个缩影。即传统货币数量论交易方程MV=PQ无法很好的解释货币与通胀的关系，货币扩张在现实中并未带动通胀，而对资产价格的推高却又是显而易见的。其后果就是，如今全球多个地区呈现的，传统行业被挤出，资产价格增长加剧居民收入差距，以及随之出现的经济政策遭遇的困境，即一方面资产价格高涨有泡沫风险，另一方面即便量化宽松，乃至负利率政策，实体经济却仍然存在通缩的风险。

　　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政策的失效直接导致选民不满。而反精英政治的屡屡胜利或意味着货币主义的终结。

　　美英黑天鹅事件殊途不同归的背后

　　尽管英国脱欧与美国特朗普胜选两个事件背后的逻辑有相似之处，但二者发生后，市场的影响却又有明显不同，这背后的原因何在?

　　可以看到，英国脱欧后首日，英镑兑美元贬值8.84%，而后由于新首相梅强硬脱欧的态度，英镑整体上保持疲软走势，至今对美元贬值17.3%;而与英国脱欧明显不同的是，特朗普意外当选并未给金融市场造成预想中的负面冲击。尽管起初市场短期内反应负面，但在当选消息确认后不久，美元指数却扭转下跌，反而上涨，相比于大选前的不足97上涨至11月9日的98.7。

　　笔者看来，这背后与投资者对美英两种不同的民主制度对政策前景的不同影响有关。即虽然同是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但英国议会制下，立法权与行政权在实质上是合一的，权利更加集中。即议会(下议院)不但行使立法权，且总理也一般是议会多数党的领袖;而上议院的权力相对有限，主要职责是搁置否决权和审查下议院通过的法案，考虑到英国是没有宪法的国家，司法权的地位要低于立法权。